为什么偏偏是法国：法国对非洲的“情”与“结”

　　4月2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左）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来访的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人们议论着，法国在世界上同时开辟了三个战场：阿富汗、利比亚和科特迪瓦。后两个都在非洲。3月19日，法国率先出动战机对利比亚实施空中打击，由此拉开了西方国家军事打击利比亚的序幕。“奥德赛黎明”激战正酣，4月6日，法国驻科特迪瓦的“独角兽”部队，已对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阵营发起猛攻。
 

    为什么偏偏是法国？法国在非洲连续“亮剑”，似乎让人们感到，法兰西对非洲的“狂热”政治性格依然未变。有人想起了去年7月14日的法国国庆日阅兵式。
 

    国庆阅兵一年一度，但是这次阅兵有一个从未有过的亮点：队伍中出现了13个由非洲国家士兵组成的方阵。他们训练有素，威武雄壮，赢得现场观众一片欢呼，也通过电视传到了全世界。一时间，“黑色”盖过了“红白蓝”，成为吸引人们眼球的主色调。
 

    2010年，是“非洲独立年”50周年。除了13个非洲前殖民地国家军队参加法国国庆阅兵外，法国还邀请了12位非洲国家元首作为特约嘉宾观礼。如此高调地展示法非“特殊关系”，引发了世界舆论的猜测：难道法国是要昭告全世界，自己依然是非洲的“家长”？尽管萨科齐总统辟谣说他不是“出于怀念非正义和错误的殖民主义的动机来组织这些活动”、“非洲后花园的概念已经成为过去时”，世界还是半信半疑。
 

    戴高乐曾经说过：“如果不伟大，法国就不成其为法国。”虽然历届领导人治国方略不同，但谋求“大国地位”这个信条矢志不渝。然而，如今的法国已今非昔比，甚至被人们讽刺是“拿着二等车厢的车票想挤进头等车厢”的国家，非洲作为法国维护大国形象的王牌，会被萨科齐疏忽掉吗？
 

   戴高乐：眼见帝国大势已去
 

    1958年6月，隐退江湖12年的戴高乐重新出山，在危机中重掌法国大权，引导法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就在这年8月，戴高乐开始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长途旅行，目的地是马达加斯加、乍得、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几内亚等法国非洲殖民地。每到一处，民众的热烈欢迎让戴高乐心潮澎湃。毕竟，非洲是他二战中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这里，他有那么多熟悉的记忆。然而此时，殖民地国家的人们都心知肚明，戴高乐此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行囊”中装着一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

    在二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戴高乐为了履行二战中对非洲殖民地许下的改革殖民政策的诺言，在刚果的布拉柴维尔召开会议。然而，参加这个所谓非洲会议的人基本上都是法国殖民地总督，没有一个非洲代表的身影。“改革殖民政策是法国的内政”，在当时的戴高乐心中，并不存在“非洲独立”这个命题。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非洲是法兰西民族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这种“责任”只是戴高乐和法国人的一厢情愿。法国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它从16世纪起就通过经商、贸易等手段开始把殖民掠夺之手伸向亚洲和美洲，还在非洲参与进行了野蛮、肮脏的奴隶贸易。到19世纪，法国开始了在非洲大规模的殖民进程，并与英国等其他列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两次世界大战中，殖民地为欧洲宗主国的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战后，蔚为壮观的非殖民化浪潮席卷全球，在非洲，独立运动的浪潮犹如排山倒海般蔓延整个大陆。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也正是殖民地的独立浪潮给了戴高乐重出江湖的契机。此前，法国在付出惨痛代价后不得不退出印度支那，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摩洛哥和突尼斯已经取得独立，而阿尔及利亚则继印度支那之后再次以武装起义的方式给了顽固不化的宗主国一个教训，让法国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戴高乐已经看到：殖民地独立是大势所趋，大英帝国已经分崩离析，法兰西帝国也将不复存在。他不得不“甩掉包袱”，但是，法兰西决不甘心退出非洲。于是，几经挣扎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被制定了出来。表面上看，这部宪法要给予法属非洲殖民地的人民以选择的机会：要么参加法兰西共同体，在共同体内取得自治，要么脱离法国而独立。但弦外之音是：选择前者可以继续得到法国的援助，而选则后者则要断绝同法国的所有联系，对于一穷二白的非洲国家来说，这显然是要挟。
 

    “八月旅行”是戴高乐的一次探风，他希望看到所有的非洲国家都能够加入“法兰西共同体”，来维护法国人已经脆弱不堪的自尊。然而，在几内亚，戴高乐碰了钉子。“宁愿贫穷而享受自由，不愿富裕而受人奴役”。几内亚领导人阿赫迈德·塞古·杜尔在欢迎戴高乐的大会上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戴高乐被激怒了。几个月后，几内亚独立了，但整个政府机构已瘫痪——法国人带走了包括办公室电话和文具在内的所有物品和设备。
 

    杀一儆百，法国的做法似乎起到了作用。到1960年，大多数国家在“法兰西共同体”的框架内完成了“独立”，这些国家得到了法国的援助，不过付出的代价是：1960年之后，法国军队介入前殖民地的事情，平均每年发生一次。

    在对付绝大多数要求独立的非洲国家上，戴高乐利用各国在经济上对法国的依赖一开始便占据了优势，但是在阿尔及利亚，戴高乐却成了“失败者”。如果说埃及领导了英属非洲独立的潮流，那么阿尔及利亚则开启了法属非洲非殖民化的第一步。1954年11月，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民族解放阵线”开始武装反抗法国人的统治，法国逐步被拖入了泥潭，到1956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已投入的军队超过40万。上台后，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推行“鞭子和蜜糖”计划，一方面将驻军增加到80万，另一方面像对待其他法属非洲国家一样许以优厚的条件。然而，阿尔及利亚人民去意已决，在经历了七年多的艰苦斗争后，1961年，阿尔及利亚逼迫法国人签署了《埃维昂协议》，同年宣告独立。

    对于帝国旧军人出身的戴高乐来说，迈出“非洲非殖民化”的第一步相当痛苦。1959年，当戴高乐提议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时，遭到原来拥戴他上台的许多人的反对，法国阿尔及利亚军团司令马絮还因为公开对抗自决政策被戴高乐撤职。像绝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戴高乐信奉的是“法兰西帝国就是法兰西”的信条，他坦言：“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年龄和像我这样教育出身的人……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

    然而，法兰西的“痛苦”，相对于法属非洲人民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殖民地：被掠夺者与救命恩人

    时间回溯到1798年5月9日，法国土伦港。雄心勃勃的拿破仑在港口检阅了即将赴埃及作战的军队。他对士兵的演讲充满激情：“自由之神使共和国从诞生起就成为欧洲的仲裁者，也要它成为最遥远的海洋和各族人民的仲裁者。”出兵埃及是为了与英国角逐。像在欧洲本土一样，法国败给了英国，然而正如拿破仑所说，“自由之神”被法国人带到了埃及，“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第一次踏上非洲，开始冲击这块原始的大陆。

    拿破仑战败后，法国的海外殖民地被瓜分，重塑法兰西帝国的辉煌成为此后历代法国统治者寻求的目标，于是，与法国隔地中海相望的北非再次进入征服者的视线，首先便是阿尔及利亚。1830年，3万多法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血腥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之后上台的拿破仑三世对阿尔及利亚的狂热依然不减，他大举向阿尔及利亚移民，在当地推行同化政策，还曾两度亲访。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阿尔及利亚大量土地被欧洲人占有，到1939年，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比当地人多出了九倍，阿尔及利亚人处于日益贫困的境况中。在法国大量移民阿尔及利亚的同时，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也大量进入法国。到1949年，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的移民达到近20万。

    正是这一百多年“扭曲式”的融合，导致了法国人在面临阿尔及利亚独立时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法国人怎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被分裂？许多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以杀人、破坏来抗议《埃维昂协议》，然而，他们必须在“拎衣箱”走人和留在阿尔及利亚“躺棺材”中作出选择。1962年，当法国人撤走的时候，法兰西的同化效应凸显出来。在阿尔及利亚，受法国文明教化而忠于法国的穆斯林被称为“哈基斯”，当时，约有9万多“哈基斯”逃到了法国，留下的“哈基斯”被当做叛徒遭到当地人报复，或许有5万至15万人被杀。文明的融合也会留下罪孽，无怪乎从阿尔及尔回来的哲学家加缪不再继续“存在主义”，而成了“人道主义”。虽然法国总统希拉克后来承认了“哈基斯”所受的苦难，但是那段历史却成为法国对非洲永远无法洗脱的“原罪”。

    如果说印度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那么阿尔及利亚则对法国具有其他殖民地无法替代的意义。对埃及的入侵和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开启了法国对非洲殖民侵略的先河。

    19世纪中后期，欧洲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广大地区都被西方殖民者纳入了势力范围之中。在非洲，疯狂的扩张首先是从西非开始，而英法是瓜分非洲的主要祸首。“法国16世纪开始就参加了非洲的奴隶贸易，它最早到达西非，当时欧洲的许多探险家纷纷前往非洲，首先在西非沿岸建立一些据点。法国首先选择非洲是因为地理位置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向记者回顾了历史。英国的计划是把从南非的开普敦到北非的开罗连成一片，建立起纵贯非洲大陆的殖民帝国。法国也不甘示弱，同样设想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从西非的塞内加尔到东非的索马里、横亘非洲的殖民帝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也纷纷挤了进来。无休止的争夺导致帝国主义各国矛盾激化，为了避免矛盾继续升级，各国于1884年在柏林召开会议，划定了在非洲的势力范围。此后，法国占领了西非大部分领土，加上摩洛哥、突尼斯、马达加斯加等，占非洲总面积的35.9%，居列强之首；英国紧随其后，占29%，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各占7%左右。在法兰西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相继崩溃后，广袤的非洲殖民地使法兰西民族再次感到了“荣光”。

    在对非洲殖民地的统治上，法国人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做法。英国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在殖民地保留了原有的部落组织，让当地酋长成为英国统治机构中的官吏。法国，却采取直接统治方式，即有意地摧毁非洲当地人的地方权力结构，剥夺部落酋长的权力，由法国委派总督和各级行政官员进行直接统治，这种情况直到一战才有所改变。法国对非洲上层采取同化措施，鼓励他们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化，将他们逐渐吸纳同化到法国人社会中。他们还给非洲人上层投票权，将法国议会中一定比例的议席保留给这些人。据贺文萍介绍，“科特迪瓦前总统博瓦尼本人就把自己称为‘非裔法国人’，他认为自己有双重身份，他曾在法国议会中担任职务，也曾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殖民教育产生的种族观念深深折磨着黑非洲人民，许多人以自己的肤色和文化为耻，法国黑人作家法农曾说：“我开始因为自己不是个白人而感到难受，以至于不知不觉中让白人把歧视强加给我……”

　　20世纪上半期，法国对非洲的控制形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果。除向宗主国提供大量食物、原料和其他物品外，一战中非洲被强征到欧洲作战的士兵总数超过了100万，另有搬运工和其他后勤民工200多万人，其中以法国为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征募非洲人士兵17.5万名，在塞内加尔征募了13.4万名。大战末期,在法国军队里约有47万名非洲人士兵,其中26万名来自北非殖民地。他们分驻中东、欧洲等战场，其中有不少人驻在法国本土(1918年是6万人),为保卫法兰西的生存而战。法国在非洲还征集了不少劳工,单在法国工厂里做工的非洲人就有13.5万。

    让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统治者无法预料的是，一战中作为附庸参战的非洲殖民地，到了二战期间却成了法兰西的“救命恩人”。

    1940年10月12日，一架波特兹540式飞机出现在乍得上空，在几经盘旋后，一头扎进了无边的沼泽地，机上乘客伤亡惨重，但一个人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就是戴高乐。二战开始后不久，法国在本土兵败如山倒，最终亡国，建立了德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戴高乐无奈出走英国，在英国成立“自由法国”组织。他认识到，广袤的非洲殖民地能够成为法兰西抵抗运动的基础。于是他立刻前往非洲组建军队，随后把“自由法国”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在乍得经历的凶险就发生在戴高乐在非洲为法兰西民族抗争的过程中。

    戴高乐取得了成功。法属乍得、喀麦隆、刚果等先后脱离维希政府，站到戴高乐阵营一边。到1943年底，整个法属北非都归附了“自由法国”。与此同时，黑人军队成了“自由法国”的主力军。当时，戴高乐所能集合起来的法国本土作战力量不足万人。“自由法国”成立不久，驻扎在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军队约两万人几乎全部脱离维希政府，倒向了“自由法国”，这支以黑人为主体的军队成了戴高乐在1942～1943年对德作战的核心。到1942年底，西非又有12万非洲士兵倒戈，此后又有数十万北非军队加入“自由法国”。到1944年，当戴高乐把“自由法国”各部队编成第一军时，非洲士兵已占半数以上，仅是在法国本土同德军作战的40万法军中，就有近30万是非洲人。这些非洲战士同法国士兵并肩战斗,不避寒暑地转战于非洲、近东和欧洲之间，参加了一系列大小战役，最后在解放法国本土后又跨过莱茵河，一直打到德国境内。

    正是非洲广大殖民地的支持，法兰西民族才躲过了成为战败国的屈辱，非洲对法国的“救命之恩”深深印刻在了戴高乐的心中，他在赤道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并许诺战后改革殖民地政策，这也成为戴高乐在战后面对非洲非殖民化运动时陷入痛苦的根源。

    对于广大的殖民地人民来说，参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自相残杀为自己带来的影响是未曾预料的。非洲的士兵被鼓动到前线去杀死敌对的白人，亲眼看到欧洲人兵败如山倒的狼狈相，这些都大大淡化了白人殖民者长久以来在非洲建立起来的“种族优越论”。在欧洲作战时，非洲士兵与法国工人有着广泛的接触,有的还加入了刚刚建立的法国共产党。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交互在士兵中间传播，并由他们带回了非洲。法国殖民当局将从欧洲回来的非洲士兵称为“老兵”，在上报巴黎的报告中常常提到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傲慢的”,“不听话的”人,其活动是“颠覆性的”,“扰乱性的”等等，他们把不服从殖民当局的命令作为高尚文明的标志。

    但是殖民者没有想到的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掘墓人”，正是他们自己培养的。那些被送往宗主国接受教育的非洲人回到故乡后，不但提升了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和政治素质，许多人后来还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

    于是，殖民地脱离法国，顺理成章。就如“第三世界”的出现一样，它改变了世界。

　　“法非特殊关系”：一言难尽的种种纠葛

    戴高乐推出的“法兰西共同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以各殖民地国家相继宣布脱离而名存实亡。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遭到像几内亚那样的报复，一是因为二战后已“伤痕累累”的法国没有精力去制裁这么多的国家，其次这些国家也明确表示并不想和法国断绝关系，几百年殖民统治的影响，法国的历史、文化已经渗透到这些国家、地区的每一个领域，从政府机构的设置、国家经济模式、商贸交往习惯、社会保障和法律条文制定，甚至小学课本编撰及汽车驾驶员的交通规则都能找出法国模式的影响，这些独立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需要法国的支持。

    各殖民地独立后，法国用各种优惠来保持着自己在非洲无可取代的地位。贺文萍告诉记者：“法国与独立后的非洲之间的关系主要由四根纽带连接：元首之间的私人交往，两年一度召开的机制化的法非首脑会议，对非发展援助，以及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通过这些纽带，非洲与法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1945年，法国在非洲建立法郎区，发行与法国法郎保持固定比价的非洲法郎，就是希望法国与非洲各国联动起来，密切前法属殖民地的经济与法国经济的联系，以便控制非洲经济建设与发展。依靠法国的投资和公司，加上进出口结算方便，法郎区国家出口之地自然首选法国，法国自然可以从中获益。不过，法郎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也将直接影响到非洲。”

    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再次出现变局。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再度兴起，就如100年前西方在全世界建立起统治时一样，不少西方人认为从此以后的历史就是西方化的历史，全世界将按照西方的模式行进在同一条轨道上。于是，继在苏东地区之后，在世界其他地区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和多党制，就成为一些西方政要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柏林墙被推倒后的仅仅几个月，西非小国贝宁就推翻了独裁长达17年的军人政权，由此揭开了非洲这一轮变革浪潮的序幕。1990年6月，在法国拉波勒小镇举行的法非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密特朗的表态让非洲的领导人陷入了纠结：“法国提供的任何援助将与非洲国家的民主进程相联系,只有推行民主和多党制,才能继续享受法国的援助。”这对于想继续执掌政权的非洲领导人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愤怒地说：“国家从来不会穷死,但会遭受羞辱而死。现在,非洲的问题已不是经济问题了。”

    贺文萍说：“密特朗的拉波勒讲话是冷战后法国要求非洲国家搞民主化的一个标志，这与当时的国际大形势相关。苏东剧变后，美国想借着民主化的潮流向非洲扩张。美国首先在非洲举起民主化、多党制的大旗，这使法国很紧张。冷战时期，西方阵营一致反苏，在非洲支持独裁政府也是为了抵挡苏联的扩张，对于美国和法国都是如此。现在苏联倒台了，‘民主’胜利了，如果还支持独裁政权，就没有必要了。既然苏联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就提上了议程。美国排在第一的目标就是民主和人权。”

    然而，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民主并不能完全适应非洲的土壤，在卢旺达所在的“大湖地区”，这种民主化产生的水土不服最终酿成了悲剧。

　　从远古时代开始，“大湖地区”就存在着两个民族——胡图族与图西族，长久以来，图西族一直控制着这一地区的政权，直到比利时殖民者控制这一地区的时候，仍然重用图西族，这导致两族矛盾冲突不断。60年代，胡图人掌握了卢旺达政权，导致大量图西人逃往邻国，这些难民后来组成了“卢旺达爱国者阵线”，与胡图人政权抗衡。法国为了排除美国对非洲的影响，在冷战结束后积极介入此地区，与比利时共同控制卢旺达。1990年密特朗的“拉波勒发言”让“卢旺达爱国者阵线”找到了推翻独裁者哈比亚利马纳的理由，而哈比亚利马纳也无法忽视法国的意见，开始实行多党制。1993年，双方达成协议，“卢旺达爱国者阵线”同意成为一个政党参与政权，但国内暴力事件依然频发。

    1994年4月6日早上8点30分，一架飞机正在飞抵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一枚地面发射的导弹蹿上天空。瞬时，飞机坠落着火。机上全部人员无一生还，包括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两国总统。

    凶手是谁至今无从知晓，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震惊了世界。事情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卢旺达戒严部队（胡图人）就出现在了首都大街上，开始展开搜查，有人被当场击毙。胡图族军队和民兵手握名单开始有组织地灭绝图西人、杀害胡图人异己分子。胡图人和图西人相互残杀，两个月内就有超过80万平民被杀，卢旺达10%以上的人口从地球上消失。

    卢旺达大屠杀惨剧的发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国对胡图族政府的支持。1991年后，法国大力支持卢旺达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两年之内通过培训，把卢旺达5000名政府军扩充为35000名。卢旺达当局则有恃无恐，一方面继续压迫图西人（1993年图西难民人数高达百万），一方面积极部署大屠杀，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图西人问题”。图西族反叛军也不甘示弱，“卢旺达爱国者阵线”1993年发动的军事行动直逼卢旺达首都，随后在法国伞兵的干预下才被迫撤退。在1994年大屠杀发生时，支持胡图族政府的法国一时不能转变立场，在大屠杀行为面前无所作为、不加干预，只是忙着撤离本国公民，这无异于助纣为虐，遭到全世界的鄙夷。虽然在屠杀进行了两个月之后法国终于出兵，但这次被称为“绿松石行动”的人道主义和军事使命已没有多大意义，已经控制卢旺达局势的“卢旺达爱国者阵线”谴责法国是来保护旧政权残余势力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有很多参与屠杀的胡图族官员在法国保护下逃往国外。然而，接下来的事情是全世界始料未及的，这些逃跑的胡图人并没有死心，在卢旺达周边国家煽动战争，而卢旺达图西族政府也不甘示弱，对叛乱分子回击，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最终于1998年诱发了一场涉及周边七个国家、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中非大战”。

    在非洲非殖民化几十年后，法国试图继续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在非洲的地位，但却将自己拖入了一种尴尬境地之中。

    2008年8月5日，卢旺达政府下属专门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指控33名法国人（13名政客，20名军人）涉嫌直接参与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前殖民地国家起诉。无论是经过了多少年，法国都无法摆脱卢旺达大屠杀的阴影。

    “可以说当年法国是站错了队，它现在否认卢旺达对自己的指控。”贺文萍说。这就造成了图西人掌权后对法国势力的排斥，“现任的卡加梅总统一句法语都不会，他就是要把这个国家从法语国家变成英语国家。”法国在卢旺达的地位被美国取代。

    许多人认为，卢旺达的阴影是法国在2011年积极介入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国想摆脱这个阴影。

　　 “放弃军事干预”：希拉克开始的“新非洲政策”

    1999年12月25日，圣诞节中的科特迪瓦阿比让国际机场出现一阵骚乱，一群法国陆战队士兵戒严了机场。在士兵中间，年迈的科特迪瓦总统科南·贝迪埃在恐惧与绝望中等待着出国的飞机。就在前一天，总参谋长罗贝尔·盖伊发动军事政变，将总统府团团围住。贝迪埃和家人从地道躲进了法国大使馆寻求避难。12月26日下午，贝迪埃离开阿比让流亡到多哥首都洛美，一周以后，他和全家又乘专机前往巴黎。

    法国人为什么不干涉自己的“保护国”？全世界都为法国的表现陷入了猜测。在科特迪瓦发生兵变时，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若斯潘分别在摩洛哥和埃及度假。虽然在前一年，法国驻科大使馆已向国内发回情报警告“科特迪瓦可能发生政治危机”，但是，这一提醒并没有受到法国当局的足够重视。政变发生后，贝迪埃向法国方面明确提出要求援助和“恢复宪法的合法性”。作为贝迪埃的老朋友，希拉克除了表示同情和关切，没有任何提供援助的意向。当登上离开祖国的飞机时，被推翻的贝迪埃懊丧地感到自己被保护他的大国出卖了。

    贝迪埃认为凭借自己和法国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足以在危难时刻获得法国援助，这显然是一厢情愿。他的错误在于缺乏政治洞察的眼光，没有看到自希拉克上台后法国对非洲国家的军事干预政策已经大大改变了。

    自60年代开始，法国碍于自己国力不济，就提出过对非洲的“不干涉主义”，但荣誉与利益的交织使这一政策始终没有落到实处。从60年代到80年代，法国饱受对非洲军事干预的苦果，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事件更令法国遭“千夫所指”，这大大刺激了1995年上台的希拉克总统。

    法国改变对非政策的原因还在于美国对非洲地区的介入。1995年12月，美国负责中东和马格里布事务的副国务卿佩尔特罗访问了突尼斯和摩洛哥。1996年10月，在扎伊尔[刚果(金)]内战中，美国积极支持卡比拉叛军与法国支持的蒙博托政府作战，并在卡比拉掌权后立即与其达成多项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从法国手中夺走了这块统治已30年之久的“领地”。1996年10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法国在非洲的“禁猎地”马里；1997年12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非洲七国，包括塞内加尔这个法国的“禁猎地”；1998年3月，克林顿率领一个包括大公司负责人在内的近千人的庞大代表团，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了美国总统20年来的首次访问，不仅访问了非洲英语国家，还访问了非洲法语国家。美国在非洲的进攻态势使法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法国前合作部长甚至说：“美国人正在试图粗暴地和无耻地取代我们。”

    如何变被动为主动，维护好自己的“非洲后花园”，成为希拉克上台后的重要课题，“新非洲政策”因此出炉。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将法非的“父子关系”变为“兄弟关系”，但希拉克也同时表示“法国从未准备脱离非洲”，“法国将继续是黑非洲的第一大伙伴”，“法国并不是改变其非洲政策，而是使之更加适应非洲存在的‘新现实’”。

    “新非洲政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放弃军事干预行动，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维和机制。希拉克在1996年举行的法非首脑会议上明确表示：法国“将放弃军事干预的做法”，“不再充当非洲宪兵的角色”。为此，法国提出了一个旨在调整非洲军事部署的计划，决定将其在非洲的驻军在六年内削减40%，即从8350人减至5000人左右，等等。

    让非洲各国安心的是，法国并没有减少经济援助，只是不再一味的给予，而变成了“援助”与“合作”相结合。希拉克执政后一再表示：法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要搞得更好些”。为此，法国政府提出：为提高援助的效益，财政援助将提供给“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的国家”和“实行民主化且社会稳定的国家”。他还提出：要把财政援助以贷款形式直接提供给具体的合作项目，不再直接提供给非洲国家政府。

    “新非洲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开放法非关系，面向整个非洲大陆：对“新朋友开放”，对“老朋友忠诚”。1998年6月，希拉克总统访问南部非洲四国时进一步表明了法国对非关系的“开放性立场”，他称法国走出法语非洲，对南部非洲进行的访问是“自我介绍和结识新朋友的开拓性访问”。法国已经放弃在非洲保持“势力范围”的过时做法，正在努力寻求扩大“友谊范围”。

　　萨科齐：还是把非洲视为自己家的后院

    2007年12月，刚刚上任不久的法国总统萨科齐风风光光地欢迎来访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并允许他在入住的豪华酒店外按照个人起居习惯搭了顶贝多因人帐篷。萨科齐的此番盛情除了大笔订单的诱惑外，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卡扎菲同意他的“地中海联盟”计划。

    40年前，非洲占据了法国对外贸易额的40％，现在，法国的对外贸易额中仅有不足2％是面向非洲的。近年来，中国、印度等国家与非洲的贸易额大增，让法国感到了不自在。2007年，美国布什政府宣布建立非洲司令部，以扩大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这加剧了法国失去非洲的恐惧感。为此，萨科齐在上任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便两次访问了非洲大陆，并向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推销”自己在参选时提出的“地中海联盟”计划：欧盟和地中海沿岸的11个西亚北非国家，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在经济、能源、移民、民主制等方面的合作关系，以2010年前建立欧盟与地中海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为远期目标。

    法国处心积虑要成为地中海国家的龙头老大，这个以欧洲为主导的计划让一向反西方的卡扎菲颇为不爽。在联盟筹划时，卡扎菲就曾发话，认为“地中海联盟”不能由少数国家说了算，“一方在积极策划方案，而另一方只能听命于人，这显然是置南部（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声音于不顾”。

    2008年6月，卡扎菲在利比亚召集叙利亚、毛里塔尼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国，商议对即将于当年7月在巴黎成立的“地中海联盟”采取一致立场。会上，卡扎菲明确表示，地中海联盟可能破坏非洲和阿拉伯的传统关系。“我们是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的会员国，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冒可能使我们分裂的风险，我们的欧洲合作伙伴必须了解这一点。”“地中海联盟”特别强调将就改善地中海南北国家间有关贸易、安全和移民等问题进行合作，卡扎菲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是对这些国家的“诱饵和羞辱”，“我们既非饥饿的人，也不是狗，不需要他们丢骨头给我们。”卡扎菲的言论和立场让萨科齐大为恼怒，两人翻脸势在必然。西方国家军事打击利比亚，法国充当了急先锋，萨科齐的个人好恶起了多大作用？

    在出兵利比亚的同时，法国的“独角兽”部队也在科特迪瓦进行着军事干预行动，并最终协助前总理瓦塔纳阵营抓捕了前总统巴博。

    对于萨科齐为何率先出兵利比亚、对科特迪瓦动武，人们有许多解读。从深层次讲，这是否预示着“想当拿破仑”的萨科齐要改变希拉克当初经营的“新非洲政策”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朝晖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萨科齐在出兵利比亚之前，基本上是继承了希拉克的政策：第一就是军事收缩。出于缩减法国军事开支的需要，减少对非洲的驻军，关闭了多个军事基地，与前殖民地国家重新谈判防务协定，将更多的安全责任交给非洲国家。第二就是加大经济交往的力度，不光是把精力投注在前殖民地国家，还将经济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非洲，力图增加在非洲更多的军事存在。第三就是在政治上尽量不把很多的政治议题强加给前殖民地国家，把民主人权问题和经济分开，一方面不引起这些国家对法国这个前殖民大国的反感，建立一种新的法非关系模式，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与其他大国例如中国、美国等进行竞争。

    但是法国对非洲的政策根本上还是要维护传统的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可以说，不管是希拉克时期还是萨科齐时期，法国都是把非洲视为自己家的后院，认为法国对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维护这种大国地位，法国坚持推动法语共同体，召开法非首脑会议，推动法非建立伙伴关系，推动西亚北非国家建立地中海联盟，与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建立新型的关系。

    贺文萍研究员则表示，法国现在很想加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法国即将召开G20峰会，萨科齐在国际上很愿意抗抗大旗。法国政坛长久以来流行一句话：法国如果没有了非洲，法国就会成为二流国家。所以法国对非洲的影响力绝不会放弃。

    对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的这种军事干预，王朝晖认为，这说明法国的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国在非洲推广民主化的欲望增强了；二是干涉主义有所抬头，法国以联合国的决议为借口，打着保护人权、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名义进行军事干预；三是将以前希拉克“新非洲政策”中的把政治与经济分开这一点进行了改变，将两者重新结合的更紧密了。法国在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更要求提高受惠国其人权与社会标准。

    “但是，这种调整并不是对希拉克时代及萨科齐前期的这些政策的全部背叛。”王朝晖表示，“从现在来看，法国还没有完全放弃从非洲脱身的想法，一是它自身实力是不足的，长期的、多重的军事干预负担不起。二是法国对非洲政策的目标是服务于法国全局的，目前法国最重视的是经济发展，与新兴国家竞争，增强自身经济实力，防止法国大国地位的衰落。三是法国开始放弃了“法国非洲”这种概念，与非洲国家重新谈判防务协定的进程不会因为这两次军事干预而停止。法国还想让非洲自己尽量多的承担军事责任，法国只是提供一些军事人员培训，这些方面是不会停止的。就算法国在科特迪瓦军事干预时增加了一些兵力，但是在行动完之后会迅速地撤回。”

    有些法国人认为，自己是使非洲成长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乳娘”。法国与非洲有着长达两百多年的“情”与“结”，“感情”与“纠结”交织在一起。在原始积累时期，法国对非洲犯下了“原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又依靠殖民地成为战胜国，直到现在还要依靠对非洲的影响来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法国似乎无法摆脱对非洲的这种“依赖”的“情感”。然而，法国国力的日益衰弱使其对非洲的影响力也日趋消弱，自“非殖民化运动”开始，殖民地的离心倾向就让法国陷入了纠结，直到其他国家加快染指非洲地区，更让它感到了一种失落的恐惧。在大国心态与力不从心的失落感中，如何寻找一种更为恰当的法非关系，法国的“纠结”仍会持续。

    为什么偏偏是法国？从利比亚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法国的纠结。 （□本刊记者董玉洁
□专家支持贺文萍 王朝晖  王焰对本文亦有贡献）

　　 小资料：

    法兰西共同体

    随着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断发展，1946年建立的“法兰西联邦”日趋瓦解。1958年9月法国制订的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把“法兰西联邦”改为“法兰西共同体”，法国总统任共同体总统，各成员国在内政、经济方面有自主权，外交防务等方面仍受法国控制，所有海外领地可以自行决定加入共同体或独立。1959年2月，“法兰西共同体”宣告成立。当时成员国除法国本土、“海外省”、“海外领土”外，还包括前法属非洲的12个国家：达荷美（今贝宁）、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苏丹（今马里）、尼日尔、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乍得、刚果（布）（今刚果）、加蓬、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乌班吉沙立（今中非）。总部设在巴黎。1960年6～11月，上述12个国家先后宣告独立。至1961年底，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马里、毛里塔尼亚先后退出“法兰西共同体”。“法兰西共同体参议院”也于1961年解散。该共同体解体后，法国主要靠合作协定和法郎区维系同上述国家的关系。

    非洲法郎

    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崩溃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货币领域中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夺，各自组成货币集团。英国于1931年组建英镑区，法国也不甘示弱，与前殖民地组成了一个法郎区。

    非洲法郎区由15个非洲国家组成，这15个国家独立前多为法国殖民地，最初使用法国法郎为通用货币，1945年起开始使用与法国法郎保持固定平价的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为通用货币，简称非洲法郎或非郎。

    非郎在初期由法国政府负责发行，1955年发行权被移交给法属西非殖民地和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地方政府。20世纪60年代初法属这两个地区的国家独立后，他们继续使用非郎作为通用货币，其中原法属西非殖民地国家组建成西非货币联盟，联盟成员国使用的非郎全称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由联盟下属的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负责发行；原法属赤道非洲国家组建成中部非洲关税和经济联盟，联盟成员国使用的非郎全称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由联盟下属的中非国家银行负责发行。这两种统称非郎的货币除发行银行不同外，其相互比价及与法国法郎的比价固定且可自由兑换，法国国库对非郎的币值和汇率提供担保，担保的条件是非洲法郎区国家将其外汇收入的65%存入法国国库。非洲法郎与法国法郎的比价1945年后一直是50非洲法郎兑换1个法国法郎，1994年1月后为100非洲法郎兑换1个法国法郎。欧元取代法国法郎以后，非洲法郎与欧元挂钩，固定比价为656个非洲法郎兑换1个欧元。   

    法非首脑会议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法国就不定期地同一些非洲法语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议。后来，法国倡议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定期会晤，以更好地维护和加强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得到了部分非洲法语国家的支持。1973年，首届法非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当时有10个非洲法语国家参加。法非首脑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轮流在法国和非洲法语国家召开。开始限于法国和非洲法语国家，后逐渐扩大到非洲英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国家。2001年，第21届法非首脑会议在喀麦隆举行，出席会议的非洲国家有51个，为历届之最，其中25国国家元首与会。法非首脑会议至今已举行过21次。